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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城市性格
　　张喜亮
　　“深圳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深圳速度”等等，脍炙人口传为一时佳话。曾几何时，也有人在怨叹深圳现象：“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深圳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同志南巡拨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发展是硬道理”，正是他从深圳发出的最强音。作为一个小村镇一跃成为中国改革的标杆，深圳成为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城市，外来工、农民工等等“移民”，正是这个绚丽多彩的城市的特征之一。深圳造就了经济的奇迹，毋庸置疑地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有传说，深圳每年制造的肢体伤残劳工多达一万人；有报道，某律师收养伤残劳工讨公道名噪一时。近年来，农民工用脚投票制造了深圳等沿海地区“民工荒”，也屡见报端。压低工资、中毒事件、劳资恶斗等等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反思。改革的成就不容否定，改革中的问题亦确有其事。欣闻：深圳市宝安区动员政府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了为劳务工服务的系统工程。宝安区政府的举措，可以说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真心实意为劳务工服务，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劳务工的欢迎、得到了领导的赞赏、被全社会普遍认同。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当我们为祖国日益强盛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无比自豪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和忽视劳务工的伟大贡献。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铸就了中国的加工业、出口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制造”没有劳务工是不可能成就的。然而，这所谓的“价格优势”主要是来自这些劳务工。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制社会管理体制等诸多原因，这些外来工一直没有得到其工作地政府应有的关怀和同等的待遇。曾几何时，大量拖欠劳务工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家总理亦为农民工讨薪。劳务工的劳动关系确认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子女读书问题等等，业已成为一个社会的顽疾。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关心农民工、外来工的劳动保障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指示重视劳务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明确指出必须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深圳市宝安区是全国劳务工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全区暂住人口490多万，占全区总人口的90%以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宝安区积极探索关爱劳务工的途径，构建了和谐社会宝安模式。宝安区动员政府的各方面资源，真心实意服务劳务工的理念和举措，值得借鉴。宝安区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劳务工工作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若干意见》，涉及了宝安区区委、区政府22个职能部门8个方面的32项具体工作，被誉称为“1+22”，其总体目标就是：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切实保障劳务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劳务工的劳动、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为劳务工提供各类社会公共服务，使劳务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综合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明显提高，家园意识和城市归属感明显增强，让劳务工共享宝安区改革发展成果。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具体目标包括：第一，劳务工身体健康状况列入区国民体质监测范围，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督促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护措施，重点防范和遏制重大职业病事故；第二，为劳务工提供紧急救助，患重大疾病或遭遇事故致伤残而无力医治的劳务工，可以向区慈善会申请医疗救助金，临时生活困难或被偷抢的劳务工，区救助站为其提供临时的食住救助，凡在宝安区遭受自然灾害和突发性重大事故，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需要社会救助的劳务工家属及其个人，可以向区慈善会申请生活救助金；第三，提高医疗保险参保率，为劳务工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险服务；稳步推行养老保险政策，提高劳务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第四，政府设立劳务工劳动争议“绿色通道”，简化劳务工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降低劳务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条件；第五，增加公办学位，为劳务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2008年至2010年为劳务工子女新增公办学位达到3万个以上，2009年底全面完成原村小改造工作。第六，为劳务工就业创业提供培训服务，目前建有培训机构107家，职校有5家。
　　深圳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举措之亮点就在于，动员和整合区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服务于劳务工的工作落到实处。那么，宝安区的经验和做法是否能够成为各地、各级政府的榜样，或许有人提出异议。笔者以为，具体的作法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各地、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情制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措施，而在于政府及其官员是否有真正愿意服务于劳务工的意识。笔者曾经参与北京市政协“关于维护进城务工者权益”提案的论证。在调查和征询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的时候，笔者也曾经为政府有关部门的看法所动摇。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的城乡二元制管理体制，这个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体制，确实制约着政府的行为。以劳务工子女教育问题而言，校舍从哪里来？经费从哪里来？师资从哪里来？归口哪个部门管理？教育方针如何保障？这些问题确实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北京市也曾经发生过强行驱散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的子弟学校的事件。深圳市宝安区政府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第一，劳务工为本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人权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第二，劳务工也是纳税人，他们依法纳税，为本区的财税收入做出了贡献，政府必须履行为纳税人服务的义务；第三，劳动关系尤其是拥有大量劳务工的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与劳务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构建本区和谐社会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和谐了，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观念确定了，意识增强了，旧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框框就不难突破了。正是在确立了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宝安区实现了动员全区资源真诚服务劳务工的系统工程。思想认识明确了、服务意识增强了，北京市政府经过努力，也开始实施了对劳务工培训和解决劳务工子女享受国民教育的方案。
　　劳务工问题，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也是中国城乡管理体制彻底改革、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的过程。国家劳动行政部门开始建立劳务工的社会保险、保障制度；全国人大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明年实施，为统一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外来工的劳动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指明了方向。——所有这些都为各级、各地方政府全面实施平等善待劳务工提供了依据，坐而论道莫若起而行动。劳务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构建和谐社会，让劳务工亦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服务于劳务工，政府责无旁贷。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链接：
　　维护劳务工权益是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之本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亿人，在一些地区，农民工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人数。倘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发展诉求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劳动力、资本这两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便无法实现有机的结合，外来工和投资流失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有可能加大。如何维护好外来工合法权益，是各地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深圳市宝安区此次出台“1+22”文件，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次有益尝试。新政策的核心在于，不仅要通过公共服务体系来饱和外来工基本和合法权益，还要以政府的积极作用作为推动外来工自身生产技能、知识素质的发展，并以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之融入地方社区。难能可贵的是，文件还创造性地规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各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将获得政府奖励和支持。这一创新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体制性的动力。
　　人民日报 《大地》杂志 ( 2007-11-01 第21期 )
案情:2011年11月10日凌晨1点，犯罪嫌疑人杨某在其租住的出租屋内吸食毒品。当天下午，杨某在逛街时，忽然产生幻觉，感到有人要害他，心生恐惧便拦下一辆摩的。途中，杨某跳车跑进一小区住户彭某家中厨房，顺手抄菜刀挟持被害人彭某近三个小时。其间，杨某称有人要害他，要求彭某报警，希望警察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公安民警到达现场后，将杨某制服，并救出被害人。

分歧观点:对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的行为构成绑架罪。理由是:绑架的客观行为一般表现为两个阶段:一是对他人进行绑架，将他人置于自己的实力控制之下;二是向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提出非法要求。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杨某使用暴力手段将被害人置于自己的实力控制之下，并且其目的在于使自身安全不受他人侵害，符合绑架构成要件中的要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罪的本质特征在于非法使他人的身体被强制性地约束在有限的空间内，使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控制自己的身体、脱离该物理空间。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犯罪嫌疑人杨某构成非法拘禁罪。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人质型”犯罪主要包括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两种。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具有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均可构成本罪。绑架罪要求的主观构成中，行为人可以出于两种犯罪目的:一种是绑架他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另一种“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是以索求除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法利益为目的。相应地，绑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包含着两个前后相接、具有因果联系的行为:前一个行为是以暴力、威胁或者麻醉等方法强行劫持他人，即非法控制他人;后一个行为是以被劫持即被非法控制的被害人为人质，向其他人提出财物勒索或者其他不法要求。

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的关系极为密切，从逻辑上讲，二者是一般行为和特殊行为的关系。但是，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在本质特征上存在差异:首先，非法拘禁罪的客观构成中一般只有一个非法控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不存在以被非法持续性控制的被害人作为“砝码”向其他人勒索财物或者强行索取其他不法利益的行为;而绑架罪则不单实施了一个非法控制他人即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关键是在这之后还进一步实施了以被非法控制的被害人作为“砝码”向其他人勒索财物或者强行索取其他不法利益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以究竟是一个行为还是两个行为来判断，就足以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的界限了。其次，非法拘禁罪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一个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发生以被其非法持续性控制的被害人作为“砝码”而提出其他要求的第二个行为，但它与绑架罪不同的是，非法拘禁罪的第二个行为涉及的要求可能是合法的，如在被害人违约在先的情况下通过非法控制被害人强行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因而对该行为不存在着刑法上的否定评价，只应对其非法控制被害人的第一个行为作出刑法上的否定评价;而绑架罪的第二个行为涉及的要求则只能是非法的，不可能是合法的。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杨某以暴力相威胁，从而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但并未提出任何不法要求，也无提出不法要求的主观意向，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杨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