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


办理公证程序试行细则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４日司法部发布）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公证处办理公证事项应坚持真实、合法的原则，对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予制止。


　　第三条　公证员应亲自办理公证事项，公证处的其他人员协助公证员办理公证事项。


　　第四条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事项应为当事人保守秘密。
公证事项的当事人




　　第五条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可以作为公证事项的当事人。
　　法人可以作为公证事项的当事人。


　　第六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方可申办公证事项或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当事人可委托代理人代理，但办理遗嘱、收养子女、赠与、委托书、声明书等与个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除外。


　　第七条　代理人代为办理公证，必须向公证处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委托书。
　　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外国的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办理重大公证事项的，应提交经当地公证人或我部认可的驻外机构、律师或我驻外使领馆公证、认证或证明的委托书。


　　第八条　住所地不同的若干名当事人共同办理同一项公证的，必须共同到其中１名当事人住所地公证处办理。如果不便共同到一个公证处办理，并且所申请的公证事项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的，可委托同一人代为办理。涉及到产权转移的公证事项，委托书应经公证处公证。


　　第九条　法人办理公证，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持有法定代表人委托书的代理人代为办理。


　　第十条　代理人是监护人的，应提交有监护资格的证明。
公证人员的回避




　　第十一条　公证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自行回避，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
　　１、是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２、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３、与本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的。


　　第十二条　公证员回避由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决定；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回避由同级司法局长决定。
公证事项的申请和受理




　　第十三条　当事人向公证处申请公证，公证人员应当认真接待并做好接待笔录。


　　第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公证应提交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和与申请事项有关的文件、材料。


　　第十五条　申请公证应填写申请表。填写申请表确有困难的，可以口述，由公证人员填写。


　　第十六条　申请表应记明：
　　１、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址，或法人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２、申请公证的事项和公证书的使用目的；
　　３、有关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４、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七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公证处应决定受理：
　　１、当事人是与本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法人；
　　２、申请的事项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
　　３、对申请的公证事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之间无争议；
　　４、申请的公证事项属于受理公证处管辖。


　　第十八条　公证处对不应受理的申请，应告诉当事人到有关部门或有管辖权的公证处申请。


　　第十九条　公证处决定受理后，应立即编号立卷。


　　第二十条　公证处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帮助当事人审查、修改、起草法律文书。
公证事项的审查




　　第二十一条　公证员必须认真审阅当事人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　法律行为的公证事项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２、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３、当事人签署的文件内容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十三条　法律事件，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公证事项除应符合本细则第二十二条的第１项外，还应核对事实或文件或签名、印鉴，确实无误。


　　第二十四条　继承权的公证事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公证人员应认真收集证据。
　　当事人提供的证件、文件、材料，公证处认为不完备或有疑义的，应通知当事人作必要的补充或者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索取有关证件和材料。


　　第二十六条　对原件或其他无法入卷的证据和材料，应有复制件或影印件入卷，复制人应在复制件上签名并注明与原件相符及日期。影印件、副本、节本、译本、抄本必须与原件核对。如不能提供原件进行核对的，应提供原件所在地公证处出具的复制件与原件相符的公证书。


　　第二十七条　公证处需要解决专门性问题，可聘请有专业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翻译。鉴定结论或翻译材料，应有鉴定人、翻译人的签名。


　　第二十八条　必要时，公证人员应到现场作实地调查。


　　第二十九条　公证处在必要时可委托外地公证处调查。委托调查，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受托公证处可以主动补充调查。
　　受托公证处收到委托调查书后，应在２０日内完成调查。因故不能完成的，应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公证处。


　　第三十条　调查时，一般应由两名以上公证人员进行。


　　第三十一条　调查时，应认真做好谈话、会议、电话等记录。
　　除电话记录外，各种笔录均应交被调查人核对并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二条　公证处发现当事人或其他单位、个人有违法行为时，应教育制止。


　　第三十三条　公证员审查后，应填写审批表，连同卷宗报公证处主任、副主任或主任、副主任指定的公证员审批。主任或副主任认为是复杂、疑难的公证事项，应提交公证处处务会讨论决定。


　　第三十四条　公证事项符合本细则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规定的，应决定出具公证书，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应拒绝公证。


　　第三十五条　对拒绝公证的，公证人员应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并告知对公证处拒绝公证不服的申诉程序。
公证书的制作和发送




　　第三十六条　制作公证书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司法部规定或批准的格式；
　　２、国家规定的数字用法体例；
　　３、日期采用公历；
　　４、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
　　５、签名、盖章齐全；
　　６、不得涂改，挖补，必须修改的应加盖公证处的校对章；
　　７、其他有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公证书应用中文作成。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除涉外公证事项外，可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文字作成。


　　第三十八条　因使用需要或当事人要求，公证书可附外文译文。


　　第三十九条　公证书应制作若干份发给当事人。公证处留存原件。
公证书从签署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条　公证书根据规定需要办理领事认证的，应由承办公证处送有关部门认证。


　　第四十一条　公证处办理公证事项应按规定收取公证费。减、免收费应由主任或副主任决定。办理认证的还应代收认证费。


　　第四十二条　公证书由当事人或代理人到公证处领取。必要时，也可由公证处发送。收件人必须在公证书收执上签名或盖章并记明收到日期。
办理公证事项的期限与终止




　　第四十三条　公证事项应及时办理。
　　一般公证事项应在１个月内办结。重大复杂的公证事项经公证处主任或副主任批准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３个月。期限从公证处受理立卷之日起计算。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办结的，应及时告知当事人原因，并报告同级司法局。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终止办理公证：
　　１、公证处立卷后因当事人的原因，在１个月内不能决定是否出具公证书，并经通知当事人提供必要的证据后，在两个月内，当事人仍不能按要求提供证据的；
　　２、公证员在签署公证书前当事人撤回申请的；
　　３、因当事人死亡，不能继续办理的。


　　第四十五条　终止公证事项应由公证员写出书面报告，经主任、副主任或主任、副主任指定的公证员审批、决定。
公证卷宗的整理与归档




　　第四十六条　公证事项办理结束或终止后，应及时整理归档。公证卷宗装订应符合下列条件：
　　１、材料内容齐全；
　　２、材料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３、材料内容与公证事项有关；
　　４、编写页码和目录；
　　５、每证一卷，但为同一目的而办的数项公证可合为一卷；为同一目的而办的数项公证不能合订一卷的，缺少有关材料的卷宗内，应注明所缺材料归入的卷宗；
　　６、卷后封线结，应有公证处的封签和承办人的印章；
　　７、对无法入卷的证据，应写明标签妥善保管。


　　第四十七条　对公证事项的讨论意见、上级的有关批示等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应装订成副卷、与正卷一起保存。


　　第四十八条　涉及到国家机密的公证事项，应以密卷保存，密卷封面的右上角，应盖密卷印章。


　　第四十九条　公证卷宗应由专人管理，并建立管理、调阅制度。
公证事项的复查与撤销


　　第五十条　公证处发现本处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当主动撤销。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所属公证处已经发出的公证书有不当或错误，应撤销或通知公证处撤销。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关单位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或撤销公证书以及拒绝办理和终止办理的公证事项有疑义可向公证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受理机关应在３个月内作出复查结论。


　　第五十二条　受理申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可自行复查或责成下级机关或原办证机关复查。
　　公证处复查的，不能由原办公证员进行。


　　第五十三条　复查的公证事项，如原公证书正确，应维持原公证书；如公证书内容正确，但文字表述不当的，应收回公证书修改后重新制发；不能收回的可另行制发补充性质的公证书。


　　第五十四条　认定事实不清或违背法律、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严重违反公证程序的公证书，经公证处决定或同级、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应予撤销或更正。对已经发往域外使用的公证书的撤销或更正，应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决定，并报司法部备案。


　　第五十五条　复查结论的处理意见应告知当事人并通知原公证处和有关人员及部门。对不能收回原公证书的，应公告撤销原公证书。


　　第五十六条　复查材料应由复查单位立卷归档，复查结论应存入原公证卷内一份。


　　第五十七条　因公证处的过错而撤销的公证书，所收的公证费应全部退还当事人。因当事人的过错而撤销的公证书，所收公证费不予退还。因公证处和当事人双方过错而撤销的公证书，所收公证费应酌情退还。


　　附则
@@　　第五十八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法人在中国办理公证适用本试行细则。


　　第五十九条　本试行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论中国政治参与的法治化
－－兼论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
杨亚佳 陈晓玉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周光辉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有效的政治参与能使政治体系获得公众的感情支持，促进政治的稳定，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则可能导致权威的迅速流失，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革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增加，这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如果这些国家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扩大的同时，不能相应地提高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就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同时，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疏通参与渠道，健全政治参与制度，以有效地吸收和疏导公众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
一、政治参与法治化－－在发展中保持稳定的客观要求。

美国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的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由此，他得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率：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与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参见S·享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在当今法治已成为各国崇尚的体制模式的前提下，所谓政治的制度化，在政治参与领域就是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即在政治行为法治化的前提下，开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制渠道，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府对政治参与的管理都依据法治原则，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是民主权利的法治化。政治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是，现代民主理论告诉我们，为了社会管理的效率，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导致人人成为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决策者，而只能通过推选代理人的方式实行间接民主，即代理人以主权者－－人民的名义行使国家主权。这种主权的所有和行使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各国政治实践又表明，这种分离又是权力异化的根源，易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力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使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又不失现代管理的效率，各国在选择间接民主的同时，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主要是政治选举权（包括罢免权）、政治结社权、政治表达权。通过政治参与立法，一方面使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化，权威化，使这一项重要的公民权不因政治代表人物的好恶而受到侵夺；另一方面，使政治参与经常化，制约政治代理人的政治行为，使政府决策始终符合公众的目标选择。

２．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实现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又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任何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还不可能满足社会所有集团、所有个人的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使政治参与更好地发挥正面效应，促进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治参与在公民和利益集团认同的各种法定程序规则下进行，使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的秩序化对社会稳定而言，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减缓政治参与对现行体制的冲击。由于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使得无论是公民还是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均须在一定的程序规则下进行，这种政治过程是程序化、规则化的，即从制度上合法地限制了公民政治参与超出现行体制承载能力的无限制发展，又提供了公民及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利益的合法渠道，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第二，使政治参与的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竞争在认同体制的基本程序和规则的前提下进行，从而避免了不规则竞争带来的种种不稳定。遵守竞争程序和规则本身就意味着认同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它为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奠定了法制基础。

３．政治参与法治化可以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利益分配的不公正是社会不稳定的基础性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希腊的政治变迁时说道：“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亚时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5页）。在我国，由于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出现了利益多元的社会趋势。在分配关系上，打破了旧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强调各人按照自己的贡献获取应得的利益，这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进步。但在当前利益格局的转型期，由于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尚未建立，因而在分配关系上，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的国家，群众对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高，尤其当个人把他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参照物相比，觉得其应得而未得到时，就产生了怨恨与不满，甚至会出现挫折心理和由不公平感所导致的行为失范，从而对政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而法治化的政治参与制度，可以经常地、规则化地为各不同利益阶层提供利益表达的场所和渠道，并通过利益表达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要求，扶持其利益的实现。因此，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使政府正确及时地洞悉公众的利益要求，制定更为公平的公共政策，缓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加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
４．政治参与法治化可以促进权力的规范运行。

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系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正常进行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任何一种权力都必须要委托给具体的个人来行使。而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无法加以改变的。即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法凭借浪漫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力量抵御权力的诱惑，从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巨大的灾难。面对利益多无化和世俗功利的计较和冲突，不受制约的权力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的挑战是有目共睹的：权力的滥用，权力的专横，政治腐败，失职、渎职，侵犯人权等严重违背法治原则的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看来，权力对主体的腐蚀和诱惑是不挑选社会制度的。因此，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已经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共识，包括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权力的制约，舆论对权力的道德评价，法律对权力的确认和规范，人民对权力运行的介入和参与等。其中，人民对权力运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反映着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决定着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度：人民通过议事机关决定国家的体制和分权制约的模式；通过选举选择权力的执掌者；通过立法决定权力的授予和运行；通过新闻媒体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合法性与合理的评价等等。其实，人民的这些政治参与权在任何一个宣称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的宪法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可以找到。问题在于仅仅宣布人民的政治参与权是不够的，要将人民这一重要的宪法权利落到实处，还必须将之法律化和程序化。任何缺少法律程序的政治参与或监督制约，都不会对权力的非规范化运行产生有价值的校正作用。????hC?br>
二、我国政治参与法治化的模式

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政治参与法治化的道路和模式却有着重大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手段而建立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模式的，这一模式大的背景是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法治化。而我国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洗礼，建国以后的政治参与也并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而是一种道德化的政治参与，即政治参与是依靠道德教化，领袖人物的道德表率和个人权威来维持的。这种政治参与必然带有非理性、不规范化和易被鼓动的特点，民众要么对政治冷漠不参与，要么跟着领袖的指向和鼓动而处于一种狂热的政治参与状态，这样一种参与思维不时在各种政治风潮中显露出来，对社会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多元利益主体的矛盾、民众政治参与的空前高涨、法治系统的不完善等等。因此，中国的政治参与法治化模式不可能照搬西方，通过立法开放所有的政治参与领域，那样必然会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狭窄而导致政治系统的崩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待政治参与比较冷静，吸取了“文革”中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政治参与法治化的渐进模式。

1．从经济参与的法治化到政治参与的法治化。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和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落后，社会结构单一，政治法治化水平不高，人们处于一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之中，其政治参与仅仅依靠权威的政治动员，没有物质上的动力基础，人们参与政治的动力仅仅来源于一种“使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道德义务。当人们一旦发现权威的失误时，其政治参与热情会迅即转化为政治冷淡。七十年代未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赋予劳动者和经营者以更多的经济参与的自主权，使每一个人更多地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参与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和决策。八十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经济主体立法，使传统单一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逐步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人们的参与开始越出经济共同体的范围，以利益集团的方式介入政治过程。党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通过制度建设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如立法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建立政府发言人制度，重大政策出台前的专家咨询制度，政府接待日制度，公务员的公开推荐和公开考试录用制度等。国家的立法也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维，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方位立法。选举法的修改、司法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
集会游行示威法等一系列政治参与立法相继出台。这种先经济参与法治化的道路，逐步培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培养了人们的参政意识，更重要的是将政治参与由过去的权威号召型（或称道德驱动型）逐步转化为利益驱动型，从而为政治参与法治建设打下了雄厚的社会基础。

2．在全面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着重加强基层政治参与法制建设。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公民政治素质偏低。因此，建立一个现代的、参与式的法治国家，需要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使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受现代教育很少的国人逐步学会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生活和行为，逐步具备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参与式政治文化观念”。根据这一国情，我国在全面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着重在基层首先进行政治参与的法制建设。１９８２年通过修改宪法，设立了县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赋予地方人大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重大事项的权力，使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威信建立起来，加强和保障了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倡导民众利用大众传媒发表政策建议和批评意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民意表达、政策咨询、舆论监督的功能；制定和多次修改选举法，扩大公民对人民代表的提名权，实行差额选举，在县、乡两级实行直接选举。１９８７年开始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择农村为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的突破口，通过试行和全面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实行直接民主和村民自治，以便积累经验，扩大直接民主选举和自治的范围。广大农民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培养了民主意识和参政观念。基层的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的实践，为全面推进政治参与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逐步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参与意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公民的政治参与动力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但是，这种参与必须是规范化、法治化的，不然必须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公民的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决定着政治参与的秩序和质量。为此，我国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进行了讫今为止的三个五年普法教育。普法教育是全国性法律知识的大启蒙，经过普法教育，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尤其是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权利意识，普通百姓开始自觉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权利为法的内核，法以护卫权利为其天然使命；当民众认真看待自身权利时，必然会认真关注法律”，（占柏美
《论尚法精神》，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也必然会认真关注和依法参与有关自身权利的各项公共事业，监督各级官员的公务行为。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为政治参与法治化奠定了雄厚的法律文化基础。
　　总之，我国政治参与法治化的道路，遵循了从易到难，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化道路，既保持了经济的发展，又维护了政治的稳定，同时还为政治参与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三、我国政治参与法治建设的完善。

我国渐进式的政治参与法治化模式虽然适应我国的国情，促进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政治表达的欲望愈加强烈，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民众政治参与的法治渠道相对狭小，从而不断出现示威、上访、消极抵制或暴力抵抗等非法表达方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依据享廷顿的政治制度化（法治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的公式，我国的政治参与法治建设还远不适应政治参与扩大的需要，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不断地完善。笔者认为，当前首先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１．完善社团立法，培育成熟的政治参与主体。我国作为后发展型国家，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与类似国家有着共同的特征：国家能力远大于社会能力，国家全能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公民社会发展相当滞后，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极为?]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的利益主体逐步成长并日益表现出政治参与的热情，但缺乏有效的组织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的全能式控制相对减弱，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了系统的输入输出的真空地带。公众缺乏畅达的利益表达渠道，就会转而向制度外去寻找，从而酿成政治上的动乱。因此，当前要有意识地培育社会力量，扶持和扩大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社会团体的影响，如组织农民协会、城市社区委员会和其他行业协会等，根据宪法有关结社自由的规定，制定结社法，形成培育利益团体的法律机制。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

２．制定立法法，拓展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立法是人民决定自己的事情，为社会制定行为规范的过程。在法治国家，立法越来越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和利益分配的杠杆，它不仅涉及到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立法的公正问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代议制国家中，立法只能是少数立法代表的事情。然而，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仅依靠民选的立法代表立法已越来越难以充分反映公众不同利益的要求。因此，应通过制定民主的立法程序法，既规范立法机关的民主合议、民主决议等立法行为，又要创立相应的程序，以满足公民对立法了解、影响和参与的权利要求。张文显教授指出：“人民有无参与的通道程序是检验一个国家是民主与否的硬指标。同理，法律是否经由民主程序制定，则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法治的硬指标”（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在立法程序中的政治参与，其意义在于它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体各自的角色作用，使立法参加者能够充分地表达各自的立法态度和利益目标，从而使立法决策更加集思广益；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立法就是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妥协，而在立法过程中，如果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而且，利益相关人一旦能够参与到程序过程中来，也就更容易认可立法结果，尽管他不一定赞成这一结果。因为，在公正的程序中，不同的主张或异议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各种利益要求能够得到综合考虑与平衡，不满因广泛的参与而得以消除，利益争执通过心平气和的对话得以和平解决，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对立法结果事后怀疑和对抗的危险。所以立法参与制度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同时还能使当权者关心选民的切身利益，使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途径进入到宪法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中。

目前我国的立法参与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基本上还属于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至今人大制定的３００多部法律交付全民讨论的廖廖无几，立法参与制度、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听证制度、立法辩论制度等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应加快立法法的草拟和制定工作，将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法治化。

３．加强司法、执法过程中程序法制的实施，切实保障公民的参与权。马克思曾经说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马恩全集》第
１卷第１７８页）。如果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过程和规则，这样的社会将充满执法者的恣意妄为，这不仅会败坏执法机关的形象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孳生对法律的轻蔑，而且会使社会公众寻求公理和正义的最后希望破灭，产生强烈的心理挫折感，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当前群众越级上访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和执法的不公，尤其是程序的不公正引起的。程序的价值在于保障司法和执法的公正，而公正的实现又在于过程的公开和当事人的参与。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２页）。陈述意见、辩护和防卫，正是作为相对人（在司法程序中是当事人或被告人）的公民、法人和组织的重要参与权。这种参与权赋予了当事人监督执法行为、审视法律依据的机会，同时，通过这种“看得见的”程序形式，使人们产生对法律的信任和信心，这是任何一种权威都不能替代的保持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当前，我国的司法程序法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行政程序这一更经常地影响公民、法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却十分不完善。更严重的是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违反法定程序而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事例屡见不鲜，有的公民由于坚持自己的参与权而被某些执法者斥之为“刁民”。看来，程序法治建设还面临着健全法制、改革体制、转变观念等多重任务。

４．实行新闻法治，拓宽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没有新闻媒体的传播功能，任何经宪法宣布了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舆论监督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只不过是一种点缀。因此，当今新闻媒体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责任。在政治参与领域，新闻媒体的作用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及时传达政府的决策信息、决策背景和决策资料，满足民主政治公开性的要求，为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条件，以提高参与的质量。第二，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意愿和要求，使决策层全面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使之输出的政策、规则更能体现公正和公平的要求。第三，通过新闻媒体的参与、讨论和沟通，使不同利益群体的直接摩擦的可能性降低，理解和宽容度加大，从而促进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第四，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公共权力出现违背人民意志的黑箱操作。为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必须使新闻活动法治化，以规范和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等宪法权利。但是，目前我国的新闻体制仍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每一个新闻单位无不隶属于各种各样的党政部门，不但很难以公众媒体的姿态满足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监督权力运作的要求，而且很“容易成为主管主办部门昭显政绩、隐恶忌医的自我宣传、自我保护的工具”。（张西明：《新闻法治与社会发展》，载董郁玉、施滨海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虽然这些年新闻媒体在社会监督、表达民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缺乏一部保障性的法律规范，不仅使自己在一系列的侵权诉讼面前处于尴尬地位，而且在满足公民表达自由和政治参与方面也是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看来民众通过新闻媒体的政治参与权还需法律的保障。在新闻传播工具十分发达的今天，在一个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的国度，没有新闻立法是不可思异的事情。
　
作者：
杨亚佳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