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浅谈社会帮教对促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意义

伍国位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趋向于和谐、稳定、健康。监狱对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实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监狱工作不断发展，罪犯的教育改造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化，大众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对监狱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中来。笔者结合工作实际，从社会帮教对促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意义和作用来阐述社会帮教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分析历史原因的基础上，对当前监狱在社会帮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提出几点建议，希望有助于推进社会帮教工作在今后教育改造上有进一步发展。

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承担着惩罚与改造罪犯的任务，是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不仅需要监狱民警对其进行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而且还要组织社会力量进行帮助教育。
罪犯是犯了罪而被依法惩罚的人，是社会特殊的群体，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使之成为守法公民，是我国监狱工作的总体目标。因此，如何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罪犯教育改造成果，成为现代监狱民警的重点课题。而社会帮教工作，作为教育改造罪犯的一个重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帮教，就是通过之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来实现教育改造的个别化、社会化和科学化；是监管改造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手段之一。它的作用在于协助监狱民警做好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使之成为安心改造，遵纪守法的公民。我国动员社会力量对监狱服刑罪犯进行帮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项活动已进行了近二十年。我国动员社会力量对监狱服刑罪犯帮教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参加帮教的人员广泛，有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法机关人员；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代表；各行业的英雄模范；社会知名人士；社会上的老干部、老教师等；帮教的方式主要是社会帮教人员来到监狱看望罪犯，给罪犯作报告、讲话等；帮教的重点主要是法制、道德、理想、前途教育等。
由于这项活动对增强罪犯生活信心、鼓励罪犯接受改造、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社会力量对监狱服刑罪犯的帮教已成为中国改造罪犯工作的特色之一。这里先举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我监罪犯邱某（福建省永安市人， 23岁， 小学文化，犯故意杀人、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0年4月25日入监），入监以来，由于恶习较深，对自己要求散漫，监规纪律意识淡薄，服刑期间经常顶撞民警、打架斗殴，违规不断，民警对其多次谈话教育，均无效果，被监狱列为顽危重点控制人员。后在查阅该犯档案过程中发现，其家中还有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但从未来探望联系过，经过多方努力，与其家属联系、沟通，协商帮教工作。经过近半年的帮教，该犯在思想、行为上有明显的改观，改造表现也有较大进步，并获得了减刑1年的奖励。该案例虽然是社会帮教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一个小小例子，但它反映出，帮教工作尤其是亲情帮教在促进监管安全稳定，教育改造罪犯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可以唤回一个人的灵魂，找回失去的信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说，撇开社会帮教的教育改造工作是不健全的，是孤立的，只有把监狱民警的日常管理教育和社会力量对服刑罪犯的帮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是全面的、行之有效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手段。
我国社会帮教的种类主要是“两个延伸”，即向外延伸和向后延伸。所谓向外延伸，是指发动罪犯亲属、罪犯原所在单位和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监狱的改造罪犯工作，比如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来监狱做规劝、感化工作，组织表现出色的出狱人来监狱现身说法做报告，动员罪犯亲属来监狱做规劝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监狱与罪犯亲属、原工作单位或原户口所在地的政府签订相互配合、共同教育改造罪犯的帮教安置协议。协议书明确规定双方在改造罪犯和社会帮教方面的职责及具体内容。监狱方面负责做到：对罪犯实施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积极进行思想、文化和技术教育，组织他们参加文艺、体育等有益活动，为他们回归社会后安置就业创造条件；积极做好探监亲属的工作，对重点对象进行家访，经常向他们介绍罪犯的改造情况，充分发挥亲属的特殊作用，等等。地方负责做到：经常动员组织社会各界到监狱对罪犯进行宣传教育，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积极配合监狱做好罪犯亲属工作，帮助解决罪犯家庭遇到的具体困难，依照法律和政策妥善解决出狱人的入户、就业、就学问题，等等。 向外延伸包括亲情帮教和社会团体、个人帮教两个方面。所谓向后延伸，是监狱在罪犯出狱时，要如实向地方政府介绍其改造表现，并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出狱人的安置帮教工作。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积极为刑释人员做好接收、教育、就业指导等帮教工作。如组织刑释罪犯在网上向当地劳动部门咨询，为他们与用人单位见面提供条件，并邀请社会用人单位到监狱招聘即将刑释罪犯，提高刑释人员就业的竞争力。
经过二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动员社会力量对监狱服刑罪犯进行帮教这一做法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监狱社会帮教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一、社会和监狱在社会帮教工作上的思想认识不高、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监狱社会帮教工作受诸多传统因素制约，一直未能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发挥应有作用，使这一有效教育形式始终难以在高墙内找到应有位置。当前监狱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主要靠监狱民警的日常管理教育，而对社会帮教在促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上的重要作用认识不高，导致对社会帮教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监狱机关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对监狱缺乏了解，对罪犯的教育改造缺乏认识，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保留着教育改造罪犯是监狱机关的责任，与社会没有关系的思想，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社会公众在观念上把监狱服刑罪犯看做是社会上的“渣滓”。只能严惩，不能施以帮助教育，否则就是“立场”不坚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随着科学地认识犯罪原因，社会公众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即对监狱服刑罪犯由完全排斥到逐渐宽容，认为他们既是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害人者，又是需要社会力量予以帮助教育的一个特殊群体。但总体上对罪犯的帮教工作还缺乏认识，主动性不强。这是影响和制约社会对监狱服刑罪犯进行帮教的主要因素。
二、社会帮教面窄，帮教形式单一。
在社会帮教过程中，由于社会参与帮教人员少，需要接受帮教罪犯较多，无法满足每一位需要帮教的罪犯，造成实际受帮教罪犯过少，只能从罪犯当中选出一小部分接受帮教。并且，参与社会帮教人员多是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对服刑人员进行形势、政策、法律、道德等方面内容教育，而对于一些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等专业帮教人员较少，总体帮教面窄。在帮教形式上，在具体的帮教活动中，主要做法是请罪犯亲属来监看望、安慰、鼓舞罪犯，以促进罪犯能够安心改造；请社会团体到监对罪犯进行道德、理想、前途教育，增强改造信心等方式，缺少帮教“互动”，形式比较单一。
三、社会帮教活动次数少，流于形式。
由于思想上的不重视，以及随着监狱工作的发展，监狱越来越注重生产效益，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上，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有所弱化，社会帮教作为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显然被忽视。主要表现在各种帮教活动次数太少，一般每年三到四次，且过多流于形式，没有取得较好实效。以我监为列，每年监狱都会邀请社会相关人员进监帮教，并分发慰问品，主要帮教人员有周边县、市政府机关、司法工作人员、律师等，为罪犯做形式、政策、道德教育，提供法律援助，提供就业指导等，但次数不多，且受帮教对象有限，一些地区边远特别是外省籍服刑人员，长期缺少社会帮教。
四、各地对社会帮教工作做法不一，参差不齐。
为了贯彻落实《监狱法》和中央综治委（1994）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改进和加强社会帮教工作，规范社会帮教志愿者工作，深化监狱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制定了《关于加强社会帮教志愿者工作的若干规定》等社会帮教制度，但在具体的帮教活动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只重视亲属帮教，而忽视社会团体、个人力量帮教；有的虽有进行帮教活动，但没有固定的帮教人员、时间、地点，没有签定帮教协议书；有的仅限于以书信来往的方式进行帮教，缺少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还有的在帮教活动中，主要采用做报告、讲话等形式进行集体教育，而缺乏“一对一”式的个别教育，以及帮教活动单向进行，不能深入发展，使帮教活动停滞在表面层次上。
五、监狱在社会帮教工作上缺乏长效考核机制。
由于社会帮教工作缺乏考核机制，监狱民警对罪犯的帮教活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够高，认为帮教活动只是流于形式，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没有实效；社会帮教人员在帮教过程中，应付了事，认为罪犯教育的好坏与自己没有关系，有来就行了，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帮教工作的发展。
结合工作实际，谈谈对今后监狱社会帮教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监狱和社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好罪犯帮教工作。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认清行刑社会化是我国监狱行刑制度发展的趋势之一，教育改造罪犯不再只是监狱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责任，动员社会力量对监狱服刑罪犯进行帮教是实现行刑社会化的具体措施。这项活动的开展将有助于监狱稳定监管改造秩序、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次，监狱作为社会帮教的主导力量，要积极、主动地做好宣传、联络工作，制定出“整体规划、健全制度、形式多样、重在务实”的帮教思路，积极向罪犯心灵延伸、向罪犯家庭延伸、向社会理解支持延伸。对符合帮教条件、有帮教能力的个人、团体，与之签定帮教协议，建立长期的、有效的帮教机制；而社会作为帮教主体，应该本着乐善好施、济困救危的思想，积极地参与到帮教活动中来。第三，监狱和社会要明确指导思想，转变工作观念，重点实施“三个转变”，即使社会帮教由分散零散型向规范系统型转变，由单一的思想教育“看望型”向给罪犯送知识送技术和思想教育并重型转变，由单一的社会帮教型向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多方参与帮教型转变；二要加大对弱势罪犯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
二、扩大社会帮教层面，积极探索社会帮教形式。
罪犯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因此，需要帮教的人也很多，有的是关于婚姻的，有的是关于财产的，有的是关于法律案件的，有的是关于自身心理健康的，还有关于刑释就业的，等等。这就需要我们社会形成一个家庭亲情帮教，社会名人帮教，社会志愿者结对帮教，部门企业安置帮教，专业人员法律、心理帮教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全方位多层次辐射、齐抓共管的社会帮教体系，最大限度扩大帮教层面。我国《监狱法》第68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罪犯的亲属，应当协助监狱做好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这一规定表明，社会公民有协助监狱对罪犯进行帮教的义务。动员社会力量对监狱服刑罪犯进行帮教既是对《监狱法》这一规定的贯彻执行，也是在新形势下对贯彻执行这一规定的创新。
同时，要创新帮教活动内容，提升帮教质量。针对以往社会帮教限于“请进来”（既请社会帮教人员到监狱内对罪犯进行各种帮教活动）的单一模式，尝试“走出去”的帮教新思路，比如组织一些罪犯到社会企业、单位、公共场所参观、现身说法、警示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加强与社会联合办学等方式，还可以再社会上建立若干个帮教基地，给罪犯广泛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把“请进来”与“走出去”两者相结合起来，探索社会帮教活动新形式。
三、积极推进社会志愿者帮教活动，逐步建立一支以社会志愿者为主的专业化、高素质的社会帮教队伍，定期与不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帮教活动。对监狱服刑罪犯进行帮教的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帮教能力，即不仅能用正确的思想引导罪犯，还能运用相关的法律知识帮助罪犯认识问题，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的言谈举止，这就要求帮教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法律、文化水平。就社会群体而言，高等院校的大学生比较适合从事社会志愿者帮教活动。帮教活动的次数少，主要是帮教主体少。针对这一情况，可以征集社会志愿者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并以社会志愿者为主对监狱服刑罪犯进行帮教，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帮教的道路。
同时，要注重帮教实效，防止帮教活动流于形式。帮教的涵义是指帮教双方通过语言或文字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进而使被帮教一方接受引导、启发，达到教育被帮教者的目的。但一些参与罪犯帮教活动的单位或个人用赠送书籍代替对罪犯的教育，使复杂的思想教育简化为赠书活动。被隔离于社会的监狱服刑罪犯，渴望着与社会的交流，尤其是与社会帮教人员在思想、前途、人生观等方面的交流。赠送一些思想性较强的书籍对犯罪是有益的，但不能代替帮教双方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帮教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要从教育效果上下工夫，才能提高教育质量，达到预期的目的。
四、建立完善的社会帮教长效考核机制，确保帮教工作的成效。一是激活帮教工作内在机制，提升帮教的活力。主要从制定并完善社会帮教工作规定，构建社会工作长效机制的法律机制；强化社会帮教工作目标责任制，构建社会帮教工作长效机制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及有关团体将社会帮教工作纳入地方“保一方平安，兴一方发展”的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健全社会帮教工作信息化网络，构建社会帮教工作长效机制的信息机制。二是保持帮教活动的正常化，提升帮教氛围。如建立社会帮教日，开展“监狱开放日”活动等。对监狱民警，要制定年度考核目标，明确年终罪犯接受帮教的数量、次数及效果，并予以考核，根据实际完成目标情况、效果好坏，，给予一定的奖惩；对社会帮教人员，在帮教期间，监狱颁发帮教证书，帮教人员以此到监狱帮教罪犯，帮教期满后，对认真从事帮教活动的，予以颁发荣誉证书，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帮教人员予以表彰。
五、积极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做好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罪犯在刑满释放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就业问题，能否解决就业，关系到刑释人员的生存问题，也是刑释人员是否会重新走向犯罪的关键所在。刑满释放后如何就业，一直是监内服刑人员普遍关注的热点。本人认为，监狱与社会劳动部门要充分合作，可以开办监内就业服务热线，举办现场就业指导、咨询、招聘会，并在条件成熟的监狱成立临时监狱人才市场，实现刑满就业直线服务等，切实为刑释人员解决出路。
六、加强对社会帮教活动的教育效果跟踪。帮教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帮教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罪犯，使之安心改造，屏除恶习，成为社会守法公民。因此，对罪犯的帮教效果如何，体现出帮教活动的成败与否。具体看帮教前与帮教后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有无进步，刑满释放罪犯一定时期内能否遵纪守法等。为了提高社会对服刑罪犯的帮教能力，达到协助监狱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的目的，有必要对社会帮教活动的教育效果进行跟踪、总结、交流，以进一步提高帮教水平。
运用社会力量参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既是监狱交融社会的平台，又是社会了解监狱的窗口；既是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一种形式，又是教育改造罪犯的有效手段。监狱今后还要着眼社会帮教长效机制的建立，使帮教形式、帮教内容更加贴进教育改造罪犯的实际，真正实现监狱社会的“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