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行政中的舆论监督

赵文亮


[摘要] 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舆论作用及其影响不断扩大；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的扩大，公权力的扩大易乱用、滥用，而易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难以积极地发挥应有的机能，而舆论监督因其自身的特点和作用方式而成为对现代政府实行监督使其规范行政的一种必然监督方式。
[关键词] 舆论监督 大众传媒 政府行政 行政权 依法行政
[The summary]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media make public opinion function and influence and expand constantly;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is in the enlargement constantly too. It is common the power the enlargement easy not the messy with, abuse, and the easy to breed by corruption. Traditional supervision way because their one's own characteristic, Some functions by giving play to and answer actively that difficult. Supervise by public opinion what become and implement and supervise and make their a administrative kind must supervise the way to modern governments, because of its one's own characteristic and function way.

曾有一部名为《明日帝国》的电影，影片中媒体大亨借助于媒体控制了整个国家，左右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而想借于此控制整个世界……这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在其中我们却感受到媒体所承载的舆论的巨大威力。从社会控制及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社会中，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脑网络等为形式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正显现出愈来愈强化的趋势。很多学者将舆论监督称作为“第四权”，因为它对传统的三权构成（立法、司法、行政）的制约在许多方面一点也不屈于三者之间的制约，因而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受人关注。
而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的扩张，以前作为一个“守夜人”式的政府已不复存在 ，现代政府管理调节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权力在不断的扩大，易乱用、滥用而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机能，因而人们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舆论压力，促使当事人有所觉悟或有关职能机关采取措施，以达到监督和制约的目的，使得政府及其官员能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本文正是基于这两种发展趋势而作的。

一、舆论监督的法律、理论依据及其在政府行政中的实施的原因

我们平时所称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监督，即舆论对立法、司法、行政这三方面的监督，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狭义上的舆论监督，即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具体的公民或组织表达一种对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活动。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批评者是否有权对政府作出批评性言论？有何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
我国的舆论监督是有法律上的依据的：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规定的是一般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但言论自由不等于就有批评政府的权利，所以我国宪法第45条进而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享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由此两条我们可知，我国公民的舆论监督权是有法律保障的。这也足见我国宪法中民主性原则的体现。
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公民是应该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权利的，因为民主的核心就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同意与授权的基础之上的，政府是人民的代理人或人民的公仆，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对于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的公共决定都有发言和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权利。既然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应为人民的同意和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存在，由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所以人民批评政府为理所当然。任何一个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人都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一权利源于他作为一分子的一个社会整体的自治权利，他有权利检察仆人的过错，并对他认为不对或不当的行为提出批评。在现代社会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由于人数太多而不能享有行使权力，不得不把权力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而这种检察和批评是公民在委托之后保留的民主权利。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建国理论基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政府机关极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其工作宗旨，其必须对人民负责，人民是主人，有权对仆人的行为加以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契约论的延伸和发展。
因而，可以说 舆论监督不管是从法律还是理论的角度都是有依据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民主真伪和测量政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么，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对其机构或其官员进行这种监督呢？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从政府官员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第一，从人的德性角度来看。在对待德性的问题上东西方都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不管什么人在本质上都是邪恶的，掌握权力的也是如此，因此不加约束，就会堕落和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性本善。即人在本质上是向善的，或者生来即有恻隐之心，有一些人之为人的道德意识，但这种观点也认为如果不加以某种约束，人就会可能做出坏事。两种观点都不否认这一点，即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倾向，因此为促使或保证人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实的办法就是提供一种使他向好的方向发展或使他受以制约的力量，或者说一种监督机制，能够发现他的发展倾向，并限制他向坏的方向发展。而对于掌握公权力的人来说，阻止他滥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起能够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德性是有等级之分的（如柏拉图认为：有人为金质铸成，有人为银质铸成，有人为铜或铁质铸成），在这种认识下，教化成为等级高者对低者的正当权力，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监督无从谈起。但近代这种观点被否定，一切人出生时的道德品质上是没有差别，任何人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可能做出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的观念开始普及。这种平等的德性观意义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一、掌权者同普通人一样，在面临诱惑时，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公共利益，人们不会因为担任了公职就自然变得神圣起来，相反职权却有腐蚀作用; 二、除一些例外的情况，普通公民被认为是有能力评判某事某物的道德意义的。我们再从人的理性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的事实表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这种理性极易为情感所左右，一个掌权者在做出某项决策前是不可能掌握有关决策的全部信息的，不管其出发点是否正确，都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为了保证这种于公众利益有关联的决策尽可能正确，监督公共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是必要的，这种监督能够保证及时发现决策行为不当之处，并提供替代性建议被采纳的渠道。
其次，从政府机构的角度来分析。很多人认为一个掌权者容易腐败，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而作为一群掌权者组成的一个机构则不会。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可知人的根本性质在于有限的利他主义、有限的理性以及自我利益的追求，一个机构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也是存在基于基本人性而随之而来的蜕变腐败的，在现实中，存在着一些政府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侵犯别的政府机构的利益的现象，如一些机构的越权以及滥用权力的行为; 还存在着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而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另外，一个政府再大，他能掌握的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是有限的，也可能做出不当的决策，更何况是在这个领导拥有决定权的政府机构里。所以，作为一个群体人员组成的机构里，也是会做出不当行为的，包括违法行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也是基于此而加增的）。
第三，从方式的选择上来分析。当然对政府的监督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现代社会里，舆论监督这种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从某方面来说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
1、传统的监督方式是一种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这种监督机制的内在要求是，内部监督机制的各方式按照法律的规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然而，这其中却存有这样的可能，即某些部门或某些官员达成一种妥协来掩盖各自的权力滥用行为，或者达成一种合作来获得更大的利益。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能绝对地保证阻止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放弃法定的相互监督责任而进行不法的合作。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一个公共机构对另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实施制约与监督的法定责任，很多的是在公共舆论压力作出的。
2、法定监督机构有效地履行责任，有赖于发现和掌握有关官员违法犯罪的充分信息。社会信息具有分散性，一个监督机构无论主动和积极，都不会收集尽全部的社会信息，况且其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而舆论监督由于自身的特点，却可弥补其他法定监督的不足。实践中，公民或媒体的揭露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违法的犯罪线索。
3、与别的监督机制不同，舆论监督的信息类型与其他监督机构不完全相同。舆论监督不仅舆论监督官员的公务行为，而且还监督官员的私人行为，包括其个人的人格、道德品质，以而通过公共选举机制发挥这种监督的作用；而舆论监督对政府机构的行为，不仅作出合法性判断，而且作出合理性监督，行政权中很多法律规范是缺乏的，存在很多自由裁量的余地，而对这，舆论监督的合理性弥补了其他监督的缺陷，因而这种监督的宽广性是其他监督方式是无法方式无法代替的。
4、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府拥有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当然应接受人民的直接来自人民的监督方式。此论述在前文中讨论舆论监督的理论来源已多有提及，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二、舆论监督在政府行政中的监督作用发挥的途径

一种事物的作用发挥是要通过一些途径和方法的，舆论监督这种监督方式也是，那么舆论监督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发挥这种监督作用的呢？其实这是通过舆论压力的作用方式来实施的，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作用机制：
首先，是通过选举机制来发挥这种作用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民主政府，而民主政治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选举制来发挥的，选举是要依靠选民去选的，而如果官员想竞选连任，他就必须得到选民的信任和认同，而舆论对选民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所以官员们会谨慎地注意和对待公民舆论对他们的评价。
其次，启动政府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法定的监督机制。一个上级官员上级和机构，不仅仅对自己要求谨行慎行，对其下属机构和官员也会有这样的要求，因为其下属行为的不当也会直接影响到自身或整个机构在民众中的印象，还回到选举的原因，使自己不得不对下属或下属机构实施监督；另一方面，“权力-权力”的监督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在传统的三权分力的理论上是很容易分析的到的，但在现实中作用发挥却是滞后的，而舆论监督会积极启动这种“权力-权力”这种强有力的监督方式。
再者，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舆论监督，可以维护和促进其自律意识。官员的自律意识有待于不断的对其实行法律道德教育，但一个人的自律意识的形成单靠他自己是不行的，上文我们从人的德性的角度分析了这样的问题，而人需要一个外在的制约力量，而舆论监督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外在的监督机制。

三、舆论监督在现实中实施存在的问题

舆论监督虽有这样的作用发挥机制，但毕竟不像其他的“权力-权力”的监督方式，因而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遇到重重的障碍。在现实中，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设置了很多障碍，如：一、现实中，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或偏差，有些是故意的，有些是过失的，但政府为了自身的形象，也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政府官员自身在上级眼中的形象而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往往对在自己的辖区内的重大事情实现消息封锁，如近年来，山西等地煤矿经常发生瓦斯爆炸或矿井塌陷事故，死伤很多人，因为在我国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重大事故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负责（这些也在一定程度是考察政绩的需要），所以，一些政府官员伙同煤矿的主要负责人对事故事情经常发生实行不报或少报，从而使自己的责任不负或减轻责任。
二、通过组织和私人的关系阻止批评性言论的发表。由于我国的主流媒体是所谓的“机关报”类型，机关报式的媒体的最大的特点是它要以所隶属的机关的意志为意志，而不能单纯的以新闻事业的规则去运作，这种类型的媒体对政府机关的依附常常导致媒体的官僚话和对公众需求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媒体这是作为政府对百姓宣传政策或对自己歌功颂德的工具，我们会发现，一些地方的日报晚报或电视台广播的每日尽是报道些对官员或机构的褒奖性报道，而批评性言论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只是象征性的表达几句。
三、运用组织手段或其他手段对批评手段对批评报道者进行打击报复。有一些批评报道者报道相关事件后，有可能被一些政府领导通过一些手段而被降职和免职，有些在报道中就可能遭受一些受相关领导指使的相关人员的围攻，这种事件在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体经常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报道者的勇气和积极性，从而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四、对批评者提起名誉侵害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动辄对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提起诉讼，加重了新闻媒体的压力负担，使得媒体舆论在其实施舆论监督时不得不考虑一些外在的于自身的影响，虽然这也是运用法治，这也是政府机关或官员的一种权利，但传媒不是法官，其在社会功能上的定位只是一个怀疑者而非判断者，它所需要的“根据”与判断所需要的“证据”不同，如果动辄因传媒批评非为绝对事实，而对传媒提起诉讼，认为这种怀疑缺乏如此之铁证，就阻止其发表，乃判断其罪，这将导致强势者无法受到应有的制约。
现实中，有一种看似舆论监督而非真正舆论监督方式的一种监督方式，最为典型的是近来新闻媒体报道的“吕日周现象”，吕日周是山西省长治市的市委书记，在其任长治市市委书记期间，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大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长治市报《长治日报》对长治市的政府机关及官员实行监督，长治市几乎有大半的机关或官员受过《长治日报》的批评，就连长治市的副市长都受过的点名批评，当然在这种监督模式下的长治市的发展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成为了在全国典型的模范，当然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也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真正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法治式的舆论监督，而这种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只是一种人治式的舆论监督---这和法治政府形成的理念是不相符的，这种监督效用的发挥均系吕日周一人，如果吕日周离任或调任，长治市这种舆论监督还能正常运行吗？这种监督只能算作是一种权宜之计，充其量只是政府管理官员机构的一种手段而已，这是不得提倡的：真正的舆论监督没有认为设置的禁区，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律，像国家级刊报，如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可以对国家的大小官员及机构可以实行监督批评制约，而省级刊报一般只是对一些市级的官员机构实行监督批评制约，而市县级刊报只是决不会对上级政府官员进行批评，对本级官员也很少，如果有也多只是在官员落马之后，真正的监督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不监督自己的监督不是监督而是作秀，据报道，吕日周在任上对不用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动用了这样的方法，让其穿上一件有标识的衣服在街上站个把小时，于法制角度讲，这明显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是对人权的一种侵害，而《长治日报》对此却未提及，笔者觉得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的不是真正的监督方式；官员“钦定”的舆论监督不是真正的舆论监督，《长治日报》的许多报源都是吕日周提供的，很多报道都征求了他的意见，其实真正的监督并不应是什么人的恩赐，而是宪政制度下公民自觉行使的权利，现在不落实的有种种原因，主要是制度缺乏，公民缺乏监督意识，“怕官”，“顺民”意识太强大，管理阶层尚不习惯于接受监督。官员推动式的监督，属恩赐式的监督，不是来自体制内制度本身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激进官员的个人的行为，缺乏制度保证，缺乏广大的公民支持。而真正的舆论监督是发自民间的，来自社会结构的下层，并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上层，政府在其中充其量发挥的只能是辅助功能，只能是发挥其公权力的力量保障这种监督权的实施。
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舆论监督与政府行政中这种互动关系中还存在一个关系司法审判的问题，司法审判机关在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独立于政府行政的机关，但在现行的体制下，法院在人财物等诸方面都依赖于同级政府，在涉及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的案件中，如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一味地严格依据法律，不惜开罪与他们，法院的正常运行乃至法院院长的官位还能坚持多久就成了问题，汉密尔顿有句名言：“就人类天性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了控制权，等于其意志有控制权。”，而正是基于这种不独立，对于一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新闻媒体常常形成一种不利于司法审判的一种导向，一些案件法院没有判决结果前，这种舆论形成的所谓的“道德法庭”已有了自己的判决结果，一些政府部门基于这些于自己的压力与本辖区的稳定的考虑，常常对审判机关实施压力，而审判机关基于多方面的，很可能也同于这种舆论导向。而这是很不利于司法的审判，也不利于政府的行政。

四、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制度构建

在舆论监督与政府行政的互动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制度构建，进而更好发挥政府于现代社会中的功用，在这方面，我比较赞同学者侯建提出三个制度构建理论，即：制约、对话、共信。
在“制约”方面。侯建认为人类的监督方式有三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而这在三种制约方式上，侯建认为舆论监督只是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我认为这有些太狭窄，其实这三种制约方式在舆论监督中是兼而有之的，依学术大师福柯的观点，权力与知识是连带的，是话语中的发生的权力的知识型构成，并且是权力与知识通过媒体这种载体发生昧味关系的表征，人类不仅仅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而且还置于媒体织就的“舆论之网”中，身不由己的接受现代媒体的言语、声音、图象等自身迁移默化的控制，因而，从这个方面来讲，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权力的展现，当然，这种权力与公权力相比逊色了一些，但权力与权力对抗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再者，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监督，在很多方面对某事进行合法性的评价，而且还对其进行合理性评价，而这道德标准的评价对权力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至于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前文多有提及（言论自由、选举权等）。
在“对话”方面。对话是一种和平而非强制性的交往活动，是一种平等而非高下等级相殊的交往活动，它是公民与政府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对话也是一种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过程，它可以疏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增进彼此之间的真诚了解和相互沟通，它可以直接促进公民和政府获得更多的真实信息，它还可以增加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鼓励公民关心国事，积极参与推动政府戒除官僚作风，贴进民情，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陈弘毅先生在其有关西方社会的法律精神的文章中曾写到：“沟通理性的体现在于自由开放，不受权力关系规制的情况下，诚意的进行讨论协商，相互交流意见，尊重并全心全意地尝试了了解对方的意见，大家都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摆事实，讲道理，唯理是从，不固执己见，从善如流，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并根据此共识来治理社会，或以此作为有关社会政策或安排的基础。”在实际行政中我们会发现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改进，比如“听证制度”的推行，虽然还只是在一些政府服务的定价方面，只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但我们看到了一些政府较之以往的进步，这其中听证的组织者以往的单独决策转化为组织者和百姓的平等协商共同决策，这正是一个平等对话的过程，有利于政府的决策的实施，也有利于百姓的响应和心服口服的遵守；还有就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这一个制度最让人感受到的是在“非典”时期，政府的有关机关发言人定期发布有关信息，接受新闻媒体记者的提问，以满足社会大众对相关知情权，这在某方面是对过去政府信息封锁的一种挑战，这也有利于公众对政府行政服务实施监督。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

　（2006年12月27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艾滋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艾滋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健全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加强宣传教育，采取行为干预和关怀救助等措施，实行综合防治。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统筹协调，落实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做好艾滋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艾滋病防治工作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目标责任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定期对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督导和考核。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开展艾滋病防治以及关怀和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良好的艾滋病防治社会环境。

　　第六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红十字会、计划生育协会、艾滋病防治协会等团体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七条鼓励和支持开展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捐资和慈善活动，鼓励和支持建立关爱场所及志愿者服务组织。

　　单位和个人向艾滋病防治事业捐赠的，依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八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艾滋病职业暴露的预防工作，对从事艾滋病防治、科研、教学、管理以及其他相关工作的人员，建立职业意外感染的应急处理、治疗、工作、生活等保障制度。

　　第二章〓宣传教育

　　第九条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人口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制定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计划，并报宣传主管部门。

　　宣传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协调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督促和检查有关媒体的具体执行情况。

　　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宣传，无偿刊登、播放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广告。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城镇繁华地段设置艾滋病防治大型公益广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辖区内设置健康教育宣传专栏，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宣传教育信息、师资培训等技术支持。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及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应当对外来务工人员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并为其提供有关信息和咨询服务。

　　用工单位应当对员工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岗位培训和安全教育。

　　第十三条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督促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有关课程。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教育。

　　有关部门和干部培训院校在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培训时，应当将艾滋病防治策略列为培训内容。

　　第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城乡居民和外来人员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开展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知识的宣传教育。

　　第十五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诊疗场所设置艾滋病防治宣传栏，提供艾滋病防治资料。

　　第十六条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结合科技、文化、卫生下乡活动，加强农村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演出艾滋病防治节目和播放宣传教育片。

　　第十七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服务人员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在其经营场所内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

　　第三章〓预防与控制

　　第十八条建立健全全省艾滋病监测网络。

　　省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全省艾滋病监测规划和工作方案。市、县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根据全省艾滋病监测规划和方案，制定本行政区域的艾滋病监测计划和工作方案，开展艾滋病监测和专题调查，掌握艾滋病疫情变化情况和流行趋势。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加强本辖区内艾滋病的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预防、控制的技术指导工作。

　　第十九条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筛查检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免费提供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承担艾滋病咨询、检测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艾滋病咨询和检测的规定。

　　第二十条公安机关查获卖淫、嫖娼、吸毒人员，应当及时通知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并协助进行艾滋病强制性检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进行检测；对符合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劳动教养条件的，应当依法予以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劳动教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监狱、看守所、戒毒场所、收容教育所、收容教养所、劳动教养所等监管场所内被监管人员的艾滋病检测、预防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建立筛查实验室的医疗卫生机构根据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需要，经本人同意，可以对孕产妇、手术病人进行产前、手术前艾滋病检测,但不得收取检测费用。

　　第二十二条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出入境人员进行艾滋病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入境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居民中被检测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采取医学监护、消毒措施，并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令其提前出境。

　　第二十三条省、设区的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设立艾滋病检测确证实验室；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采供血(浆)机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和县(市、区)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立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县(市、区)一级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艾滋病检测确证实验室。

　　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和确证实验室的条件、审批、管理及检测规范，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不得隐瞒、谎报、缓报艾滋病疫情。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加强艾滋病疫情互相通报和信息交流工作。

　　艾滋病疫情由省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统一公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

　　第二十五条省人民政府卫生、公安、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合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经批准开办戒毒治疗业务的医疗卫生机构中，开展吸毒成瘾者的药物维持治疗工作。在吸毒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经省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批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开展清洁针具免费交换工作。

　　有相应资质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可以开展一次性使用无菌自毁型注射器的销售。

　　第二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各自职责，做好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和在车站、码头以及其他人员聚集的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套机工作。

　　人口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应当结合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加强推广使用安全套等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措施，组织实施安全套自动售套机的设置、维护和安全套社会营销工作，向已婚育龄人群（含外来人员）免费发放安全套。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及其他需要采取干预措施的人群，免费发放安全套。

　　工商、药品监督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套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安全套质量。

　　第二十七条宾馆、旅店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其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自动售套机。

　　旅游、文化、药品监督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应当对公共场所放置安全套、设置安全套自动售套机的工作加强指导和管理，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对服务人员落实防治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措施；对可能造成艾滋病传播的公用物品和器具，必须进行严格消毒，保证其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第二十九条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经营者应当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不得招用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

　　第三十条采供血机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和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血液进行艾滋病检测；对未经艾滋病检测、核查或者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禁止采集或者使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使用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血液制品。

　　第三十一条禁止采集或者使用未经艾滋病检测或者艾滋病检测阳性的人体组织、器官、细胞、骨髓、精液等，但用于艾滋病防治科研、教学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医疗卫生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省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对用于艾滋病诊断、治疗和可能造成皮肤、粘膜破损的医疗器械必须严格消毒，安全处置废弃物，防止艾滋病医院感染和医源性感染。

　　艾滋病检测实验室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菌（毒）种和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防止实验室感染和艾滋病病毒扩散。

　　第三十三条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艾滋病职业暴露应急预案，并协助公安、司法行政、出入境检验检疫、人口和计划生育等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艾滋病职业暴露应急预案。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艾滋病职业暴露预防性药品储备库，确保职业暴露后使用预防性抗病毒药物的需要。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艾滋病职业暴露防护知识培训，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和装备。

　　在履行职务活动中，有关人员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的，相关部门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上报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艾滋病职业暴露专家组指导下处置。

　　第四章〓治疗与管理

　　第三十四条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作为艾滋病临床指导医疗机构；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作为艾滋病诊治医疗机构。

　　指定的临床指导、诊治医疗机构必须配备艾滋病诊治的设备和技术力量。

　　第三十五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抗病毒治疗、住院治疗和门诊手术、透析治疗、内窥镜检查、口腔治疗等侵入性操作的诊疗，应当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指定的医疗机构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艾滋病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

　　任何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第三十六条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诊疗规范，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

　　对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省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将诊断结果告知其本人、配偶或者监护人，并给予医学指导。因艾滋病防治和社会保障等工作需要，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将有关信息告知民政、教育、公安、司法行政等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应当做好保密工作。

　　第三十七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由经常居住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医学管理，建立个人档案，并定期进行医学随访。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开展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人群的干预工作，做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和预防工作，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营造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环境，鼓励其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配合检查、治疗。经常居住地已建立关爱场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在关爱场所工作、学习和生活。

　　第三十八条监狱、看守所、戒毒场所、收容教育所、收容教养所、劳动教养所等监管场所的被监管人员，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监管单位应当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在监管场所内对其进行医学管理；但对于已经发病的人员，由监管单位配合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实行隔离治疗或者依法申请监外（所外）执行。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依法获准离开监管场所时，监管单位应当及时通知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及其直系亲属。

　　第三十九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日常消毒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死亡后，其尸体应当在死亡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火化。入境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居民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死亡后，其尸体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负责监督火化。

　　第四十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从事的工作可能传播、扩散艾滋病的，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单位调整工作，所在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调整其工作岗位，但不得因此解除聘用或者劳动合同，并对其病状及调整原因承担保密责任。

　　第四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亲属，不得侵犯、剥夺其依法享有的医疗卫生服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婚姻、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等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保密。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其本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第四十二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接受流行病学调查，接受医疗卫生机构的治疗和医学指导；

　　（二）就医时，将感染或者患病的事实如实告知接诊医生；

　　（三）申请结婚登记前，将感染或者患病的事实如实向对方说明，并到医疗保健机构接受医学指导；

　　（四）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事先将感染或者患病的事实告知对方；

　　（五）学习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感染他人。

　　第四十三条任何人不得用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等威胁他人。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

　　第五章〓保障与救助

　　第四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艾滋病防治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切实保障宣传教育、预防控制、检测、监测、监督、关怀和救助所需的各项经费。

　　省人民政府应当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海岛地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第四十五条省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及相关的诊疗费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目录，并将符合规定的艾滋病专科医院纳入定点医院管理。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符合国家和省规定条件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和减免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药品的费用；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婴儿检测试剂及婴儿人工代乳品。

　　第四十六条因职业暴露而致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抚恤。

　　从事艾滋病防治、科研、教学、管理等容易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相关工作的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

　　第四十七条对本省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未成年子女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实行免费接受基础教育制度。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前款规定的对象，学前教育阶段免保育费，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课本作业本费、住宿费，高中教育阶段免学费、代管费和住宿费。

　　第四十八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所在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确保其享受城乡低保待遇；对低保对象以外的困难户，应当给予生活和医疗分类救助。

　　有关部门办理相应的救助手续，可以适当简化程序。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未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或者未实施目标责任制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设立艾滋病检测实验室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公布艾滋病疫情的，由省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不配合有关部门对服务人员落实防治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对可能造成艾滋病传播的公用物品和器具未进行严格消毒，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执业许可证件。

　　第五十四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对医疗器械进行严格消毒，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由未经省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或者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医务人员不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落实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阻碍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九条本条例所称职业暴露是指从事艾滋病防治、科研、教学、管理以及其他相关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务活动中意外被艾滋病病人或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者粘膜，或者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的针头及其他锐器刺伤皮肤，而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

　　第六十条本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2003年12月29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