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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XX等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一、 案情介绍

　2006年8月11日，犯罪嫌疑人温XX伙同古XX等四人事前共同密谋抢劫事宜，之后由犯罪嫌疑人温XX物色好对象，在佛山市禅城区X酒店开到1020号房，古XX等三人则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砍刀、透明胶纸等工具藏入1020房内的卫生间等候。当晚19时30分度，嫌疑人温XX按计划打电话给李XX，将其骗至X酒店1020号房内。此时，古XX等三人持砍刀等作案工具从卫生间冲出，对李XX进行恐吓、威胁抢得其身上的现金人民币6500元、港币1000元、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一张（被提取现金人民币1500元、消费3500元）。随后并抢得李XX一辆奥驰K21型面包车（价值人民币13000元）。犯罪嫌疑人温XX伙同古XX等人抢得李XX的奥驰K21型面包车后，威胁李XX汇入50000元才将车还给他，至13日上午，李XX按犯罪嫌疑人温XX等人指定的帐号存入现金人民币37500元。后面包车一直没有归还给李XX。

二、 分歧意见

在本案的定性上，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温XX等人构成抢劫罪与诈骗罪两罪。理由是：嫌疑人温XX等四人实施暴力当场抢走李XX身上现金、银行信用卡和一部面包车等财物。此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抢劫罪。而事后要李XX存入钱才将车还给他，是利用李XX急于将车拿回的心理，骗其存入37500元，此行为属诈骗，因此对非法占有的37500元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对前后二种行为数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之间存在吸收关系，应以吸收犯的理论按抢劫罪处罚。理由是：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在第一阶段采用暴力抢劫李XX的财物，构成抢劫罪；第二行为则是采用威胁的方法，胁迫李XX在第三天存入37500元到账上，则构成敲诈勒索罪。两罪之间存在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的吸收关系，按吸收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在第一阶段实施暴力抢得李XX的财物，之后以赎回被抢的面包车为由要李XX存入钱，是第一阶段抢劫行为的延续，因此，本案应认定为抢劫罪。

三、 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在第三天要李XX将钱存入账上的第二行为如何判断。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虽然犯罪嫌疑人温XX等人以车还给为由骗李XX，要其汇入37500元。且在犯罪客观方面，温XX等人使用了隐瞒真相的手段蒙蔽被害人，使其产生错觉。但汇款不是出于李XX的自愿，而是在温XX等四人持刀具恐吓、威胁，被抢之后，无可奈何，希望钱到账后，被抢的面包车还能要回来。所以，此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

其次，温XX等人的第二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本案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逼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就范，将公私财物交由行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控制或提供财产性利益。而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两个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构成要件上二者之间存在很多交叉，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很好区分。在主观方面，二者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客观方面，二者都是使用“威胁”的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威胁的内容和形式不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既可以当场威胁，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甚至第三者进行威胁；抢劫罪的“威胁”只能当场进行，并且威胁的内容具有现实性，即如果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威胁内容（暴力）就当场实现；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一般表现为如果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威胁的内容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实现或者当场实现非暴力的恶害；抢劫罪只能当场取得财物，敲诈勒索罪既可以当场取得财物，也可以事后取得财物；抢劫罪一般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通过对被害人实行“人身强制”来实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敲诈勒索罪一般是对被害人实施“精神强制”，使其产生害怕和恐惧心理来达到犯罪目的；抢劫不要求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而敲诈勒索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

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温XX等人在前期经过事前密谋，由温XX物色对象，以卖淫为由招来受害人李XX后，古XX等三人持刀具等凶器当场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当场获取财物，实施的是抢劫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犯罪的犯罪特征，是典型的抢劫犯罪。在第二行为中，温XX等人在劫持了李XX的一部面包车，叫李XX汇入50000元后，才将面包车交还给他。李XX在发案后第三天，将37500元汇入温XX指定的帐号。从形式上看，好像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但是，从本案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境来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更加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

（一）、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上看，温XX等人抢劫李XX50000元的犯意明显。温XX等人在第一阶段实施暴力抢劫受害人李XX身上的所有财物包括面包车后，明确表示没有达到目的，要李XX交出50000元了事，因当时李XX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因此，温XX等人有了利用劫持的面包车再来套取李XX50000元现金，并将车和钱全部吞掉的明显犯意，在主观上完全具备抢劫的故意。

（二）、从受害人当时的处境看，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当场实施了人身强制和暴力胁迫的手段。60多岁的李XX面对三个手持刀具、穷凶恶极的犯罪嫌疑人，心怀恐惧。当时嫌疑人方拿着刀具对被害人实行了人身恐吓、威胁，使被害人感到害怕，不答应对方条件，可能会招致恐吓、威胁的内容当场实现，所以不得不答应对方要求。而且被害人的面包车已被嫌疑人实际抢劫占有，脱离了受害人的控制，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当场实行了“人身强制”而不是“精神强制”来实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三）、从犯罪结果看，温XX等人第一阶段行为和第二行为不存在吸收关系，第二行为是第一阶段行为的延续。温XX等人在前一阶段当场实施抢劫取得财物，但其并不满足，四人商量时明确表示还要李XX拿50000元现金赎回被抢的面包车。温XX等人的第二行为即迫使李XX汇款并最终获取37500元的犯罪行为，只是第一阶段行为即抢劫行为的后续，两个行为虽时间持续较长，空间具有变动性，但是密不可分，第一阶段行为是第二行为的充分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但并不是前者发展的自然结局，李XX汇入钱后，温XX也并没有把面包车归还给李XX。因此，两个行为之间是一个连贯的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的转化，不存在主行为和从行为的区分，不存在刑法上的吸收关系，不能单独对第二行为以敲诈勒索罪定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温XX等四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采用暴力、胁迫的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应定抢劫罪为宜。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关于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据的标准如何，迄今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十条规定的“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也仅仅是规定了赔偿权利人住所地在国内不同地方时，赔偿金的计算问题，但这并不包括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在境外的情形，因此，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不适用此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我国的国情，我国乃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生活水平远不如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却也高于诸如朝鲜、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日益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国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有必要规范和解决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一、概念的厘定

　　（一）境外人

　　所谓境外人（本文所指仅为自然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1）外国人；（2）华侨，包括居住在境外持有中国护照无国内身份证明者；（3）港、澳、台居民。

　　（二）人身损害赔偿

　　针对人身损害赔偿存在三种理论争议，分别是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目前我国司法界适用二元论，在传统民法中，人身损害所导致的损害一直被确定为两类——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物质损害是指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护理费等；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采用二元论乃是基于损害类型和法律对赔偿制度的设计，众所周知，当人身受到伤害后，所产生的损失范围不外乎是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分类法是当代哲学的公认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经验总结。人身损害赔偿设立的目的乃是为了恢复固有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的恢复、受害人因伤害而丧失的可预期的劳动收益、家庭生活职能实现的保障、精神创伤的抚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物质损害的赔偿，第十八条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予以了明确规定，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种类大致包括：（1）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如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必要交通费等；（2）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支出，如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3）精神损失抚慰金。

　　二、观点的梳理

　　针对境外人在我国境内因侵权行为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目前国内的认定标准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

　　所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即按照我国的标准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但是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调整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而是规范境内人在我国境内遭受人身损害时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如果对境外人的赔偿标准一律按照我国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这与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法制度填补受害人损失的价值相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境外人而言，若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按照我国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那么赔偿金额将远远低于其生活地的标准，由此可能影响受害人正常的生活，无法保障受害人的生存权。而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国，有必要创造条件实现条约中的生存权。对于这种赔偿标准，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试行）》中第24条规定：“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损害赔偿，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其交通费按实际的必须费用计算。”这样的表述正是采用了这一观点。

　　（二）按照死者本国标准赔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赔偿原则——完全赔偿原则，即对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加害人都应当以自己的财产全部赔偿，这体现了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从而保障受害人能够恢复到伤害以前的状态，以恢复其财产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以有学者认为为全面、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应以受害人或其他权利人本国为计算基准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因此，对于赔偿权利人如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居民，其所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我国的情形，应当按照死者的本国赔偿标准赔偿。这不仅充分考虑死者的实际收入及死者家属所获取赔偿金的实际购买力，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务实原则。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恰恰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这种标准下的赔偿金，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境外人，其人身损害赔偿金的额度将大大高于境内人，但是由于我国的赔偿义务人负担能力有限，出于其经济能力的考虑，也可能出现境外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得不到实际保护的情形，致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且这易导致“同命不同价”结果，让国人从心底感觉外国人的命比国人更值钱，这与我国的公共利益不相符，理应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畴。当然这种观点多为理论性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按照此标准裁判的法院和法官不多。

　　（三）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

　　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既避免了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带来的因赔偿数额巨大致侵权人负担过重的情形，又冲破了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数额过低以致影响受害人生活的尴尬。对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中，侵权行为地法院是具备管辖权的，加之死亡赔偿金所具有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性质，因此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法院受诉地的标准来界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的原则，被抚养人的生活支出受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限制，按照被扶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能保证被扶养人在抚养地的各种生活支出，从而能够较好地维持被扶养人的生活，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精神，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同一地域标准，不宜确立两种地域标准。在司法实务中这种赔偿标准亦会被采用。

　　（四）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应参照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

　　这也是一种折中的观点。这种观点既可以避免因赔偿数额过低致使受害人无法正常生活，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发达国家的境外人与境内人之间因人身损害而获得的赔偿数额的差距，依据综合考虑优先保护受害人和均衡保护责任人的原则，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可参照国内城镇最高标准来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很多法院和法官即是采用此种观点。

　　三、结论的思考

　　综合全面分析，针对上述四种赔偿标准，第一种观点有违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因而对于受害人来讲，按照第一种受诉地法院的赔偿标准来赔偿无法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种观点虽完全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却使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过大，有违实质公平，因此对加害人而言，按照第二种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会与加害人的经济偿付能力相距甚远。因此，笔者倾向于选择第三种和第四种标准，因为这两种标准能够很好的衡平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现实中，司法实务界对涉外当事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标准不一，有的采用法院受诉地的标准裁判，有的采用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的标准赔偿，有的则采用国内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在今天这个裁判文书上网、信息传播加速的时代，“同案同判”具有异常急迫性和必要性。因此面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消除“同案不同判”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建构“同案同判”大格局。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有两个途径：一是在理论上加强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沟通交流，对境外人的人身损害赔偿理论进行梳理，达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另一是在司法实务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规范性文件。

　　（一）达成理论共识

　　通过加强学理研究，达成理论上的共识和思想上的一致是做好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认定标准统一化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解和适用上，各地法院采取的认定标准和做法不一，主要还是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很好驾驭和把握。笔者以为应当大力加强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因为真理只有越辩越明，讨论才能清晰。开展理论研究和司法调研工作是出台后续相关规范性司法文件及开展案例指导制度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须首先加强理论研究和实务调研，通过理论探讨逐步让争辩明朗化，认识趋同化。鉴于法院研究力量薄弱，审判任务繁重无暇顾及，而理论界又缺乏研究素材和数据资料，因而可采用政法院校与法院等实务机关成立联合课题组的形式进行联合攻关的办法，通过对一线司法数据的采集和裁判案例的解读不断深化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以逐步统一认识，解决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混乱的司法顽疾。

　　（二）建立案例制度

　　所谓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建立指导性案件的方式来为以后类似或者相同案件提供裁判参照物，这种制度有利于推进法律统一适用，调和法律自身的矛盾及其与社会动态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司法权威，改革司法结构。由于成文法具有滞后性，而“社会正义如果不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正在’进步的过程”，因此，要实现正义，法律必须变动不居。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很好地弥补法律这个天生的缺陷，是对法律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交织的法律回应。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法官曾经说过：“如果每个昔日的案件都可以重新开庭，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以至无法承受”，裁判体现了法官的经验和理性，因此对于法律适用准确、量刑适当、适用程序正当的案例要注意积累，在将来司法审判中遇到与先前案情相似或相近的案件时，可以在整合先前案例中法官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对其优先适用，提高司法效率。同案同判是一种促进法制统一的具体形式，案例指导制度在同案的基础上保证了同判。法治权威的提高来自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义务感，同案同判能够增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认同感产生归属感，增强义务感，促使法律成为民众的内部道德需求，实现法律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权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得到了增强。

　　（三）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仅限定为广义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律范畴，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出台规范性文件能够为法院定纷止争提供确切的依据，法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方可“触不直者去之”。现实中，由于法官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各个法院、各个审判庭、各个法官对同一案件因能力和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的裁判，这种现场加剧了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 的理念不仅深深地根植于裁判者心中，更扎根在百姓的心中，我国适用的是统一成文法的国家，对同一事实只能有同一的法律处理结果。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将裁判的准绳以文字的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保障裁判者在裁判的过程中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调整下，在对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理解下，做到“同案同判”。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